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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楼梦》第五十三回，写宁荣二府辞旧迎新过大年的景象，门饰一一点到：“已到了腊月二十九日了，各色齐备，两府中都换了门神、联对、挂牌，新油了桃符，焕然一新。”还写到从大门、仪门，一路正门大开，两边阶下朱红大高烛，点的两条金龙一般。
这里要特别着墨的是，曹雪芹笔下，联对、桃符并用。
联对即对联。如《儒林外史》第七回，“堂屋中间墙上还是周先生写的联对，红纸都久已贴由了”。所言是红纸已褪色的对联。曹雪芹描写，贾府大门在“换了门神”的同时，换了联对。可是，何以又道“新油了桃符”？联对——即对联，写在纸上，同门神画一样，以新换旧；桃符——写木质材料上联语，它不必年年换新的，只需油一下，便焕然如新了。
桃符到了清代时，其使命已经完结，因为对联代替桃符已成风气——既然前人已发现可以在桃板上多写几个字，表达一些意思，后人自然不会拒绝这一形式。特别是诗书风雅之家，谁会放弃借桃板显示文思才气的机会？只是“桃符”的名称未泯。人们还没有完全忘记挂在门首的桃木板，并且由彼及此，写在木板上的对联，仍叫“桃符”，以区别写在纸张上的“联对”。
纸上的联语，辞岁时贴到门上，语句可以岁岁出新，为新年应景；木上写的或刻的对联，一油即新，语句呢，年年不变，大约已超越除旧迎新的内容——严格地讲，它是楹联而非春联。它既适于迎春的喜庆，又是面向四季的。
且将春联之外的对联称为楹联或门联。明代万历年间《长安客话》记，永乐年间，营建北京城，“大明门与正阳门相峙”，曾有门联：
既成，成祖命学士解缙题门联。缙书古诗以进曰：“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成祖大喜，赐赉甚厚。
解缙所书，上句歌颂大明王朝的功德，下旬描绘皇城巍峨。制成门联挂出去，正合于特定场合，烘托气氛。
这副对联不是春联。它与如今人们游名胜古迹所见的对联同属一类，通常称其为楹联，以避开春联之名。当然，这也不够严密，因为“楹联”的概念，往往是包含着“春联”的。
桃符演变为春联，两者间至少还保持着一种脱胎而来的痕迹。那痕迹印在时间上，就是说，腊月里迎年贴对子的时节，依旧是“总把新桃换旧符”的时节。由春联发展为超越了春的楹联，这种岁时的痕迹也被模糊了。
楹联走出桃符辟邪、春联纳吉的题材局限，赢得异常广阔的发展空间，成为中华门文化的绚烂花簇。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和形式，从道德理想、审美情趣，到方块汉字、骄文偶句的书写效果、朗读效果……一并来为门户之饰增色彩添趣味，无限的情调、绵长的韵味，于左右门楹、上下联句间沁溢着芳馨。楹联还走进门户，登堂入室，装点于屋壁殿柱，从而彻底摆脱了门首桃板的影子。
安徽霍山县韩信词联，“生死一知己；存亡两妇人”。上联讲“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下联两典故，漂母救命，吕后索命。寥寥十字，生动地概括了韩信的一生，也展示了汉语言文字技巧的奥妙。
扬州史可法词联，“数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心”。史可法不降清兵，舍身取义，衣冠葬于梅花岭。联语情景交融，既悼故人品格也写来者情怀，兼借唐诗《忆扬州》“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名句，表现出古典诗歌的修辞美和意境美。
成都武侯词联，“能攻心，则反侧处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浓缩了一部蜀地政治史，一副对子如一篇论文。
北京潭拓寺弥勒殿联，“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口便笑，笑世间可笑之人”。亦庄亦谐，令人回味，也就广为流传。
山海关孟姜女庙正殿门联，“海水朝，朝朝朝，朝朝朝落；浮云长，长长长，长长长消”，巧用多音字，其妙天成。读此联，“朝”字有的可读为早晨之朝，有的则读为朝拜之朝；“长”字有的读为长年累月之长，有的读为生长之长。据清代《浪迹续谈》，浙江温州江心寺外门旧有对联：“云朝朝朝朝朝朝朝朝散，潮长长长长长长长长消”。该书作者还亲见福建罗星塔对联：“朝朝朝朝朝朝夕，长长长长长长消”。它们可归入同一类型。
仅从以上几副名胜楹联，就可得砚那种与桃符迥异的风貌。由为了辟邪的门前饰物，桃人、桃梗、桃符，经兼为迎占纳祥的桃符（增写了吉语）、春联（其喜庆气氛不断地挤掉辟邪气氛，后来变得充满了新春之禧），直至同辟邪已无必然联系的楹联，这一漫长的过程，反映了文明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带给人类心理的巨大变化：先民放眼四望，看到的是恐怖的世界，大灾人祸，到处是对自身生存的威胁，门前的桃人寄托着太多的生存渴望；后来，生存环境不那么险恶了，人们便本能地追求生活的质量，辟邪的桃符不肯丢，却已有吉语书写其上；再后来，对天地人之间关系的认识更为理智的人们，更多地将目光投向自身的发展、生活的幸福，他们终于扔掉辟邪的桃符，运用联语的形式，来为自己祝福。
门前饰物的变革，不仅是一部风俗史，也是一部社会文化发展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