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东在1万～2万年前就有人类活动。秦汉时期，闽越族居民曾两次被迫迁往江淮一带，中原汉族也不断迁居境内。三国以后，汉族大量迁入境内。西晋末年，永嘉之乱后，北方士族相率过江侨居，中原士族为避战乱举家南迁，辗转落籍闽东。三国和西晋时，随着北方士族的南迁，由于地理上的有利条件，茶业和茶文化也随着向东南推进。长江中下游茶业的发展情况，可从《j匕堂书钞》“武陵七县通出茶，最好”的记载中得到证实。北方移民迁入闽东，带来了中原先进的科技文化，也传播了种茶技术与茶文化。
三国时期，吴国政权开始经营闽东，在境内设立“温麻船屯”，建造海船。据《中国全史•三国西晋经济史卷》记载：“造船业是吴国最发达的手工业，当时建安郡侯官(今福州)、临海、番禺是吴国三大造船中心，置有典船都尉，管理造船事业……建安设有很大造船工场。”“温麻船屯”是侯官设置的造船工场，造船业技术性强，必然要从苏浙一带引进造船工官和技术工匠，许多亲属也随迁居住，就将苏、浙流行的烹茶习俗、种茶技术传到温麻县一带。温麻县是浙江温州与福建福州之间唯一的滨海城镇，又是建安郡的造船、屯船基地，很自然地成为苏闽、浙闽海运的中转站或补给地。靠海上交通方便的有条件，随着北方大量移民，完全有利于把长江中下游一带的种茶、饮茶技术传播开来。
据乾隆《福宁府志》载：“葛仙翁：即洪也。字容父，晋时人。尝修炼于洪山(今霞浦)，故名。”又曰：“栖于霍童洞天(今宁德)。今山中有丹炉、丹灶在焉，岩前又有葛陂龙湫。”又据《霞浦县志》记载：清道光举人黄钟泽有“或云曩日稚川子，于兹结尾烧丹铅。典午迄今过千载，药炉茶鼎犹流传。”诗句记载了黄钟泽游览葛洪山时见到晋代道土葛洪炼丹留下的药炉和茶鼎。洪山，亦称葛洪山，在霞浦县南部，南濒东吾洋，山北为古县村(古温麻县治)，山上有石洞，洞中有石屏、石几、棋局，还有六字籀文，人莫能识。民间流传葛洪曾在此炼丹成仙，故名。又据乾隆《宁德县志》载：葛仙翁(即葛玄)，三国吴人，尝炼丹于霍童峰(宁德)，数年不出。今葛仙岩有丹灶遗址，岩前有潭，名葛陂龙湫焉。葛仙岩，在(宁德)十二都大童峰前左，三国时葛玄居此修真。岩右有豢龙湫，旧传葛玄尝豢一小龙于湫中，每兴云雾，辄作微雨，一名“葛陂龙湫”。
葛洪(284—364年)，晋代道教理论家、医学家、炼丹家。字稚川，自号抱朴子，江苏丹阳句容人。著有《抱朴子》内外篇等。自少好学，经常外出寻书问义，甚至“不远数千里崎岖冒涉”以达到求学之目的。少好神仙导养之法，从葛玄(为其从祖父，于合皂山[今江西清江县境内]修道，道教尊为葛仙翁，又称太极仙翁，曾在天台山华顶植茶)的弟子郑稳受炼丹术，曾在杭州西湖葛岭、闽东的温麻县葛洪山、霍童峰等地炼丹作药。后携子侄至广州，止于罗浮山炼丹，在山积年而卒。他把茶树的叶子经过蒸熟研末，掺人有药料的矿物质、草药等一起炼成丹丸。为了炼丹需要，他从江苏、浙江南迁时把苏浙一带的茶种和种茶技术传播到闽东。
从闽东陆续出土的文物中也可以证明，闽东的产茶历史可追溯到西晋时期，距今有1700多年。在霞浦县沙江镇小马、水潮两村交界处，发掘有3000—4000年历史的青铜器时代的黄瓜山贝丘遗址，其出土的彩绘茶具，1989年12月经省文物考古专家鉴定，认定是晋代的彩绘兔毫盏饮茶用具。20世纪80年代初，在离长溪县治址两公里的龙泉山、眉头山古墓，发掘、发现有晋代、南朝时期的茶具青釉小盅、青釉盅等文物。1990年6月，古县村村民林庆和在西北坡段砍田塍时发现一处古墓，经发掘出土有古代茶具、托杯、五盅盘、三足炉、三足碟等12件文物，造型小巧，青釉有光泽，经省考古专家鉴定古墓为南朝墓，三足炉、托杯、五盅盘等茶具为当时煮茶、烹茶器皿。1972年福安县文物考古队在该县溪潭乡溪北村的后山唐墓中出土青釉茶托杯三件，经省文物专家鉴定是唐代中期文物。
据茶树育种专家郭元超、詹梓金以及周玉瑶等调查考证，20世纪50年代与80年代，先后在福鼎太姥山、宁德县霍童、虎贝等地发现高大的野生茶树，充分证明闽东是茶树的原产地之一，是个古老茶区。
闽东野生茶树主要分布在北纬26．5°～27．5°太姥山系，生长在海拔800～1000米茂密的乔木林或次生林中。已发现的福鼎太姥山茶树，分布于福鼎市白琳茶区太姥山顶“鸿雪洞”旁，最大的野生茶树高6．16米，幅宽5米，主干直径18厘米，圆周达48厘米，最低分枝离地3米；霍童大茶树，分布于宁德市霍童镇小坑，树高6．43米，主干直径19厘米，最低分枝离地L 7米，苦味型；虎贝梅鹤苦茶，分布于宁德市虎贝乡梅鹤，树高6米，树幅3．6米，主干直径16．2厘米，苦味型。闽东气候条件优越，冬暖夏凉、雨量充沛，适宜野生茶繁衍后代。这些野生茶树的发现，证明闽东自古已存在茶树物种资源，经过先民的不断驯化、栽培，逐渐传播形成了古老茶区。
据史料记载，三国孙吴政权的领域，也是当时我国茶业传播和发展的主要区域。《三国志•吴志》记载孙皓以茶代酒的史实，说明茶业因上层人士的崇尚而得以较快地发展起来。东晋时，建康(今南京)一带就普遍出现了以茶待客的礼仪，从而使得我国南方饮茶和茶文化有较大发展，也进一步促进了我国茶业向东南推进。如唐代陆羽《茶经•永嘉图经》载：“永嘉县东三百里，有白茶山。”(永嘉即今温州市，县东三百里是大海，故“县东”应为“县南”之误，白茶盛产于福鼎太姥山，所记“白茶山”应指“太姥山”。)5世纪山谦之《吴兴记》称“乌程，县西北二十里，有温山，出御荈”等等。由此可见，这一时期我国东南植茶已扩展到今温州、宁波和闽东沿海一带。“白茶山”的出现，也说明闽东在唐以前茶树栽培与选种技术比较先进，已具备一定的生产规模。
唐代，有关闽东茶业发展的记载逐渐增多。陆羽《茶经》亦载：“岭南生福州、建州、韶州、象州。福州生闽县方山之阴。……往往得之，其味极佳。”唐乾元二年(759年)以前，闽东仅有的长溪、古田两县均属建安、建州、福州管辖，古代有关福州、建州两地产茶史况也包括长溪、古田在内，说明在唐以前闽东已产茶。据《福建乡土志》记载：“早在唐代，闽东、闽北已开辟了许多茶园。”《新唐书•地理志》载：“福州贡蜡面茶，盖建茶未盛之前也。今古田、长溪近建宁界，亦能采造……”《三山志》引《毬场山亭记》载：“唐宪宗元和(806—820年)间，诏方山院僧怀恽麟德殿说法，赐之茶，怀恽奏曰：‘此茶不及方山茶佳’，则方山茶得名久矣。”可见唐代闽东的长溪、古田一带产茶已普遍，且福州蜡面茶、方山茶成了唐代的贡品，据史书记载：五代闽永隆二年至天德三年(940—945年)天山已是贡茶产地。
唐大中十年(856年)，杨华《膳夫经手录》记载：“福州茶区产福州正黄茶，不知在彼，味峭口上下。及至岭北，与香山、明月为上下也。”五代毛文锡《茶谱》载：“福州柏岩极佳。洪州西山白露及鹤岭茶极妙”，“建州方山之露芽及紫笱”也是当时的名茶。说明闽东在唐与五代时制茶业已相当进步，产品质量得到好评。五代闽龙启元年(933年)，建安县民张廷晖，将其住地北苑(今建瓯东峰镇风山茶场一带)全部献给闽王，设官焙，制贡品，始有北苑茶园。南唐时，闽王在建安北苑创建“龙焙”，官焙32所，私焙14所，年产茶叶五六万斤。北苑茶的兴起也带动了周边茶叶的发展。当时闽东的部分县属建宁府管辖，所产制之茶集中北苑，品式日新，制作亦精，促进了闽茶发展。据五代闽通文二年(937年)吴任臣《十国春秋•闽康宗本记》记载：“国人贡建州茶膏，制以异味，胶以金缕，名曰耐重儿，凡八枚。”这是建茶人贡的最早记载。五代闽天德三年(945年)，闽为南唐所亡，《十国春秋•南唐元宗本记》载，保大四年(946年)春，“命建州制的乳茶，号曰京挺腊茶之贡。……始罢贡阳羡茶”。
宋代，闽东的长溪、古田、宁德三县隶属福州，由宁德析出关隶镇改为政和县，属建宁府。建茶名冠全国，以北苑茶最为著名。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北苑茶升格为御茶，专供玉食，始置龙凤模。贡茶品种花色多达40多种。龙焙初建时贡茶数量年只100斤，到宣和年间(1119—1125年)达47100斤。北苑是贡茶的产区，又是采制技术的中心，带动了建安周围乃至闽东制茶技术的提高。闽东茶叶也由此得到发展。如北宋雍熙四年(987年)，乐史《太平寰宇记•江南东道》载：“福州土产茶；南剑州土产茶，有六般：白乳、金字、蜡面、骨子、山挺、银字；建州土产茶，建安县茶山在郡北，民多植茶于此山；邵武军土产同建州；漳州土产蜡茶；汀州土产茶。”据南宋嘉泰(1201—1204年)名士张桉记载：“于今西乡(即今宁德天山)，其地山坡泊附近居民旷地遍植茶树，高岗之上多培修所，计茶所仅有夏春二季，年获息不让桑麻。”此时闽东的名山大川寺院和部分山区多有种植茶树，且讲究饮茶。许多文人墨客游山品茗之后吟诗作赋留下了许多诗句。如南宋绍兴五年(1135年)霞浦人林仰有《金台诗》云“茶瓯味久蒲团稳，始觉林泉思邈然”；南宋乾道元年(1165年)宁德人阮元龄《塑旱魃文》中有“啖茶不足以拟其若”之句。南宋庆元五年(1199年)进士(宁德人)高确之孙高颐《定泉井》诗云：“惠山之泉甘如饴，但随茗碗争新奇……”生动比喻定泉井之水甘如惠山泉水，冲泡后茶味甘醇，可谓泉清茗香，正是品饮的好去处。南宋淳熙十一年(1184年)知州周牧《资圣寺》中有诗句“烹茶汲取盈瓯雪，一味清霜齿颊含”。可见宋代闽东茶区烹煮茶叶的风习已盛行。据称1958年宁德县飞鸾大窑址出土的黑釉兔毫盏、青瓷碗，经省文物专家和北京历史博物馆青陶专家鉴定为北宋文物；又据称宁德县飞鸾镇政府旁麦房溪窑址出土黑釉兔毫茶盏，此窑1958年经省考古队鉴定为宋窑；1987年北京历史博物馆古陶专家来实地考察，认定在宁德飞鸾首次发现烧制的兔毫茶盏(亦称鹧鸪杯)为宋代贡品；1986年福安文物考察队在赛岐镇苏阳村的一古宅废基地发现黑瓷兔毫盏(敛口盏)残碗一块，经省文物专家鉴定为宋代“斗茶”用的茶具。这些文物有力地证实闽东在宋朝时期民众已有饮茶习俗。
宋代论述闽茶栽制技术和品茶艺术的专著、诗文之多以及“斗茶之风”盛行都可反映出闽茶在全国茶叶生产技术方面占有重要地位。从现存的文献中可查到宋代的茶书目录共有25种，其中属于建安地方性的茶书就有14种，占全国茶书一半以上，从而可知建安在当时茶叶生产技术方面占有突出地位。
进入元代以后，茶类生产由以团、饼茶为主转变为以散茶为主，北苑贡茶渐衰，武夷茶兴起。《王祯农书》中记述当时的茶叶有“茗茶”、“末茶”和“腊茶”三种。元大德五年(1301年)于武夷四曲溪南设焙茶局，称“御茶园”，设场官、采茶官、监制官，专管贡茶。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贡茶达990斤，约占全国贡茶的四分之一。自此，武夷茶名声日盛。在武夷茶的推动下，闽东茶叶生产进一步扩展，出现成片茶园。元中期(1300—1320年)宁德名士陈自新《宁川八景•勒马回峰》诗云：“茶园淡淡山头月，酒屿清清海面风。”同时左定孙也有“鳌桥云漠漠，鹤岭树重重。酒屿登临罢，茶园归兴浓”的诗句，都生动描写了闽东茶园的情景。
明洪武四年(1371年)，福安坦洋村民胡成德培育了坦洋菜茶，开始试种成功。明成化九年(1473年)，闽东由福州府析出直属福建管辖。闽东的茶叶生产已开始闻名于世，史书与文人名士对茶的记载也渐多。黄仲昭《八闽通志•食货•物产》载：“福州府，茶。诸县皆有之，闽之方山、鼓山，侯官之水西，怀安之风岗尤盛。福宁州，茶。”万历八年(1580年)周宁官司村村民开始种植茶树。万历《福宁州志•食货》载：“瘟茶治瘟病。”《福宁州志•贡辨》载：“芽茶84斤12两，价银13两2钱2分；叶茶61斤11两，价银1两4钱7分9厘。”《宁德县志•特产》载：“明万历辛卯(1591年)前，该县西路各乡多有茶叶，西乡天山茶区居民旷地遍植茶树。”万历年间，宁德境内已有种植茉莉花。万历《古田县志•物产》载：“茶。土产不多，然亦佳于鬻者。”谢肇淛《太姥山志》载：“太姥洋，在太姥山下，西接长蛇岭，居民数十家，皆以种茶樵苏为生。白箬庵……凡五里许始至；前后百亩皆茶园。”谢肇淛《五杂俎》载：“闽之方山、太姥、支提，俱产佳茗，而制造不如法，故名不出里闸。”可见明代闽东茶叶产区已很广，境内各县均产茶，不少地方以种茶为生，还出现许多名茶，如宁德的支提茶、福鼎的绿雪芽、霞浦的瘟茶、贡品“芽茶”等都已负盛名。
自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明太祖朱元璋下诏“罢造龙团，改造芽茶以进”以来，制茶技术已从团饼茶发展到芽茶、散茶。闽东当时已生产炒绿，不断改进制茶工艺，提高茶叶质量，并能与清源竞价。从文人墨客留下的诗句中，也可以看出当时茶叶品质的盛况。洪武二十七年进士、湖州知府(宁德人)林保童所撰茶诗曰：“雀舌露唏金点翠，龙团火活玉生香。晶归陆谱英华美，歌人卢咽兴味长。”诗喻宁川(今宁德)所产制“龙团”、“雀舌”、“芽茶”品质可归人陆羽《茶经》。成化元年(1465年)御史陈宇(宁德人)在游西乡“福源八景”之际，写出“凤引清烟新茗熟，径推香雪落花增”的诗句；明万历三年霞浦人林况在游览霞浦马冠寺时留下饮茶诗，其中有“煮茗石边敲活火，脱巾林下豁清风”的诗句。万历六年霞浦邑人傅汝舟游览霞浦龙首山在“圣水庵”饮茶时，品尝到故乡所产的好茶后写下两首茶诗：“远客人山门亦关，老僧爱客常人山。泉香茗细难相却，虎啸猿啼独自还。”“今夜酒忽醒，十洲梦不完。月影隔松乱，茶声烧叶残。”
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闽东始有福宁府建置，统辖现今的霞浦、宁德、福安、寿宁4县，茶叶成为闽东各县主要的土特产和出口商品，境内茶叶生产由零星栽培发展为大面积生产。咸丰—七年(1857年)发现、育成福鼎“大白茶”；光绪六年(1880年)又发现“大毫茶”，并用无性压条法繁殖茶苗，在福鼎茶区传播、试种。据雍正《福宁府志•食货•物产》载：“福宁郡治茶俱有。佳者福鼎白琳、福安松罗，以宁德支提寺为最。”周亮工《闽小纪》载：“近鼓山、支提新茗出，一时学新安，制为方圆锡具，遂觉神采奕奕。”乾隆《屏南县志•物产》载：“茶之属各山皆有，或似武夷，或似松萝。惟产于岩头云雾中者佳。”陆廷灿《续茶经》引《广舆记》载：“福宁州太姥山出茶，名绿雪芽。”乾隆《福建通志•物产》载：“福宁府货之属茶。”乾隆《宁德县志•山川》载：“玉女妖在县郭正甫……前有茶园，后有石笋……”《宁德县志•物产》载：“货之属茶，西路各乡多有，支提尤佳。”郭柏苍《闽产录异》载：“太姥有绿雪芽，今福宁府各县溥种之。名绿头春，味苦。福宁白琳，福安松罗，以宁德支提为最。福州福宁及闽县之鼓山皆产半山茶。”光绪《福安县志•山川》载：“桂香山，在坦洋，产茶甚美，由山麓登桂岩，香闻数里，岩下有井泉，清且冽。”光绪《福鼎县乡土志•户口》载：“福鼎出产，以茶为大宗。二十年前，茶商麇集白琳，户摩毂击，居然一大市镇。”《福鼎县乡土志•地理》载：“一都……以茶烟为多。八都……境内山曰太姥……中多灵草，有茶名绿芽，味极甘美。九都……出产……茶诸品。十四都……举州一带多植茶，谷雨一过，人行路中，茗香扑鼻。”《福鼎县乡土志•商务表》载：“白、红、绿三宗，白茶岁二千箱有奇，红茶岁二万箱有奇，俱由船运福州销售。绿茶岁三千零担，水陆并运，销福州三之一，上海三之二，红茶粗者亦有运销上海。”《福鼎县乡土志•物产》载：“茶茗。邑产以此为大宗，太姥有绿芽茶，白琳有白毫茶，制法极精，为各埠最。”周亮工《闽茶曲》十首中赞赏闽东名茶的诗句有：“延津廖地胜支提，山下萌芽山上奇。学得新安方锡罐，松萝小款恰相宜。太姥声高绿雪芽，洞山新泛海天槎。茗禅过岭全不等，义酒应教伴义茶。”由此可见，清代闽东茶业已很发达，茶叶名品增多，茶类已由炒青绿茶发展到多茶类生产。绿茶出名的有天山绿茶、清水绿。嘉庆元年(1796年)福鼎创制“白毫银针”，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改用大白茶为银针原料，质量佳美，为白茶之珍品。咸丰元年(1851年)由福安县坦洋村的胡福四创制成功“坦洋工夫”红茶，经广州出口西欧；接着福鼎开始生产“白琳工夫”，在国际市场上备受欢迎；光绪元年(1875年)工夫红茶制法传到安徽祁门，后遍及全国。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五口通商后，福州、厦门成为茶叶出口口岸，进一步推动了闽茶的发展。茶叶生产外销增多，茶园遍布境内各县。光绪二十三年三都澳“福海关”正式成立，成为闽东茶叶出口的直接口岸。光绪二十七年经三都澳出口的闽东茶叶达2736．7吨，闽东已成为福建省的主要产茶区。光绪年间(1875—1908年)宁德茶商开始在金涵种植玉兰、茉莉花，窨制花茶。宣统二年(1910年)，宁德三都澳公益董事会从福州引进茉莉花苗试种成功。
民国初期闽东茶叶生产进入鼎盛时期。民国元年(1912年)茶叶产量5164吨，茶类花色品种齐全。红茶类有坦洋工夫、白琳工夫、橘红、烟小种；白茶类有白毫银针、白牡丹、贡眉、寿眉；绿茶类有天山绿茶、闽东烘青、清水绿、淮山茶、莲心茶、龙须茶、白毛猴、黄雀舌、开目绿、温州炒绿等；黄茶类有福鼎黄汤等；花茶类有茉莉花茶、桂花花茶、玉兰花茶、珠兰花茶等。民国4年福安商会茶参展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获得金牌奖章；宁德“一团春”茶行生产的玉兰片花茶参加巴拿马国际万国商品博览会展出获得好评；民国7年生产的茉莉花茶，销往津、沪一带。民国24年，省政府鉴于茶叶乃本省重要产业和出口商品，为谋复兴、改良茶业，在茶叶主产区福安创办了茶业职业学校和茶叶改良场。次年，从日本引进红茶初制全套机械设备，为本省从手工制茶转变为机械制茶之始。当年制红茶81箱(每箱25公斤)，以每50公斤售价白银75两卖给英商开办的裕昌茶行；民国26年，机械制红茶38箱，在香港以每50公斤售价港币130元成交，比手工制茶售价高出37％。民国26年成立中茶公司福建分公司，在福安、福鼎成立示范茶厂，统制茶叶工艺和制定运销办法，对发展茶叶生产起到示范推动作用。民国25年闽东茶园面积达25万亩，茶叶产量达7712吨，占全省茶叶总产量的63％。可是，好景不长，民国26年抗日战争爆发，海运受阻，茶价下落，茶市消沉。茶叶加工场倒闭，茶园大面积抛荒，茶叶产量下降。至民国38年闽东茶园面积减至19万亩，茶叶产量减至2516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茶叶成为农村的重要经济作物，得到各级党政领导的重视和支持，在不同时期，采取一系列方针、政策和扶持措施，给茶区发放垦复和新开茶园补助款、无息贷款、预购定金、肥料与粮食奖售等，使茶园面积与茶叶产量得到较快恢复与发展。1952年在福安社口建立福安茶叶试验场，围绕茶叶生产技术问题，从茶树育种、栽培、土壤肥料、病虫害到制茶工艺与茶叶机械，开展了一系列试验研究，取得成果后就地推广应用，并举办各种茶技培训班，为闽东培养大批农民技术员。1952年8月，专署在福安召开全区第一次茶叶生产工作会议，对恢复与发展茶叶生产提出了工作方针与具体措施。同年11月，省建设厅在福安设立福安专区茶叶指导所，并在闽东各县成立茶叶指导站，具体负责茶叶生产采购的业务活动，落实了组织措施。1956年，中共福安地委在福安社口召开全区茶叶生产现场会，拉开了全区改造旧茶园的帷幕。至1957年，全区茶园面积达到25109公顷，茶叶产量4438吨，比1949年茶园面积扩大198％，茶叶产量增加176％。1958年2月，地委在霞浦草岗召开全区茶叶现场会，大抓“移植归并”，并确定各级党委要有个书记兼管茶业，社、队设茶叶副社长、副队长。两年来，全区共移植5006．60公顷归并为1253．30公顷，补缺补密5200公顷，使12000公顷旧茶园得到改造。1958年后，受“大跃进”浮夸风的影响，大采粗老茶，茶树元气受损，继而遇到三年自然灾害，造成毁茶种粮，茶园荒芜失管，全区茶叶产量明显下降。1962年全区茶园面积减至19066．60公顷，茶叶产量仅有2173吨。尔后，虽经纠正，但又受到“文化大革命”干扰，茶叶生产徘徊不前。1979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拨乱反正，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各级领导重视发展茶叶生产，把茶叶生产列为山区脱贫致富最稳妥的一项重要措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充分调动茶农生产积极性，尊重知识，讲究科学种茶，重视质量，追求经济效益，茶区面貌逐年改观，高标准新茶园处处涌现，茶树良种得到普及，名优茶开发创新进入新阶段，茶园面积、产量、产值均创历史最高水平。到1999年全区茶园面积达46446．60公顷，茶叶产量45083吨，产值6．30亿元。其中名优茶产量9500吨，产值2．85亿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