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间一粥尚经营，刻画论钱为惜生。安得化身千万亿，家家堂上挂丹青。」──〈客有写画求减值者，作此书于寄萍堂上〉

    齐白石是以卖画为生的艺术家，特别定居在北京后，家乡的田产留给了老妻春君和她生的孩子，他在北京的生活──他和副室宝珠及宝珠生的孩子，只能靠卖画卖印维持。白石不经商，也不倒卖字画，初到北京的十年也不兼职教书，一切开支只能求助于卖印卖画。1962年前，他的父母在世，经济上仍要奉养老亲，在齐白石眼里，北京和湘潭两房妻子儿女是一个家，他必须兼顾两地，供应两地孩子的衣食、读书、任务、治病和行旅之用，负担是很重的。

    从做木匠的时候起，齐白石就靠手艺吃饭，所以他卖画卖印从不耻于要钱。迄今所知，白石最早的润格是1902年樊樊山给他定的篆刻润例：「常用名印，每字三金，石广以汉尺为度，石大照加。石小二分，字若黍粒，每字十金。」这张润格在远游十年中一直使用。再往后是吴昌硕为他定的润格：四尺12元，五尺18元，六尺24元，八尺30元，册页摺扇每件6元。

    定居北京后，齐白石多自定润格，在他客厅里，长期挂着1920年写的一张告白：「卖画不论交情，君子有耻，请照润格出钱。」同年还有一张告白：「花卉加虫鸟，每一只加10元，藤萝加蜜蜂，每只加20元。减价者，亏人利己，余不乐见。庚申正月除十日。」齐白石卖画卖印，从不讲情面，除极个别亲友外，不论是谁，都要照价付酬，不能赊，不能减。他托人办事，或受人以惠，大多以送画为报，他把这视为人情与物值的交换，如果他感觉不合算，下次就不进行这类交换了。如1935年夏，周维善通过王森然赠白石画像，白石以一画相报；后王森然又领郑景康为白石拍照，并将所拍12张照片相赠，白石又报以画，但不久，白石在客厅挂了一张告白，说双方不合算，以后再有人照像画像一概不应酬。

    齐白石有时请别人（如樊樊山、林纾等）写序文、题辞或纪念文章，也都依照对方的润例付酬，所谓「好朋友，明算帐」，一点也不含糊。

    齐白石刻印、卖画的润格并不很高，尤其是20年代初，比一般北京画家（如陈半丁等）还要低一些，二尺的扇面，只收二元，生活很是窘迫。自1922年他的画在日本卖大价（花卉一幅100元，山水一幅250元）以后，情况逐渐优化。1926年买跨车胡同的套院，是这种好转的标志。他刻了一方茶碗大的印〈故乡无此好天恩〉，意思说北京比家乡更好的卖画环境。到1931年他自写了〈齐白石卖画及篆刻规例〉，明示：「画刻日不暇给，病倦交加，故将润格增加。」增加后的润格是：「花卉：条幅二尺10元，三尺15元，四尺20元（以上一尺宽），五尺30元，六尺45元，八尺72元（以上整纸对开）。中堂幅加倍，横幅不画。册页：八寸内每页六元，一尺内八元。扇面：宽二尺者10元，一尺五寸内八元……凡画不题跋，题上款加10元。刻印：每字四元，名印与号印一白一朱，余印不刻。朱文字以三分、四分大为度，字小不刻……石侧刻题跋及年月，每十字加四元，刻上款加10元。」

      1931年，齐白石的艺术已经进入盛期，作品水准有了质的飞跃，提高润格理所当然，但提高了画价，并不比相应的北京画家高。同是1931年的润格，萧谦中屏堂每方尺12元（比白石高一倍），扇面每件14元（高出齐白石约4元）。周养庵三尺以内条幅16元，四尺以内20元（略高出白石），扇面、册页每件6元（与白石相同或略低）。秦仲文堂幅八尺56元（低白石16元），六尺40元（低白石5元），四尺16元（低白石4元）。萧、周年龄比白石小，在当时名声略相近，秦是小辈。而白石只比秦高，而低于萧、周。当时齐白石的画几乎紧张，他把收入看得很重，对钱画交换的规矩把得很严，但在画价上却持低姿态，不知是什原因，但至少可以知道，他绝非唯利是图的人。

     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决不为钱而放弃自己的艺术追求。初到北京、还租住在法源寺时候，就写过这样一个告白：「余年来神倦，目力尤衰。作画刻印，只可任意为之，不敢应人示……。作画不为者：像不画，工细不画，着色不画，非其人不画，促迫不画。刻印不为者：水晶、玉石、牙骨不刻，字小不刻。印语俗不刻，不合用印之人不刻，石丑不刻，偶然戏索者不刻。贪画者不归纸，贪印者不归石，明语奉告。濒生启。」

    这段告白显示了齐白石孤傲不同流俗的一面，像「作画刻印只可任意为之」，「非其人不画」、「印语俗不刻，不合用印之人不刻」等等，很有点像郑板桥一类很有个性，画要卖钱，但不丧失基本的自由，不能被人驱使；顾主选择他，他也要选择顾主。在前述1931年〈齐白石卖画及篆刻规例〉中，也有类似声明，如「用绵料之料半生宣纸，他纸板厚不画」，「指名图绘，久已拒绝」，「一石刻一字者不刻，金属玉属牙属不刻」等。诚然，为了挣钱，他有时也不得不迁就顾主，但正是靠了对艺术自由、个人志趣和独立人格的追求，才成就了他的杰出艺术。

    〈卖画及篆刻规例〉声明说：「白求及短减润金，赊欠、退换、交换、诸君从此谅之，不必见面，恐触恶急。余不求人介绍，有必欲介绍者，勿望酬谢……无论何人，润金先收」。把这样严苛的字句写入润格，在历来润格文字中是少见的。拒绝「人介绍」是为了拒绝酬谢，而介绍者必为熟人，这样的不讲情面，在画界也不多见。这同时也表明，至迟在30年代初齐白石已不愁卖不了画，而愁求画者太多，他要加以控制了。好友王森然为人祝寿而求画，先付20元，按照「每二尺10元，加题上款10元」的规例，老人只画了一张二尺多的，并不因王森然是朋友而增加尺寸。王森然感叹说：「论交若余者，其规例尚不能破，其严格可知。然海内慕先生书画篆刻，辇金以求踵相接，目不暇给。」

     卖画不论交情，卖画也能交朋友。齐白石因卖画卖印而交的朋友也不少，有时还引出一些令人感叹的故事来。初到北京时，因卖画而交的一个著名朋友是胡鄂公。胡鄂公（1874-1951年），湖北江陵人，号南湖，早年肄业于直隶高等农学堂，辛亥革命期间，曾先后任湖北军政府要职及鄂军水陆总指挥。后辞职北上，在天津组织北方革命学会，1913年任国会议员，又先后出任广东潮循道尹、湖北省政务厅长、北洋政府教育次长，20年代，创办过《今日》杂志，发起组织「反对帝国主义大同盟」。胡氏喜收藏，常光顾古玩店，因卖画识齐白石并成为好友，白石〈己未杂记〉记：「当年7月1日为胡南湖画〈南湖庄屋5125图〉，7月15日为画〈不倒翁〉扇面。闰7月18日，画篱豆赠胡南湖，引出胡南湖〈报公以婢〉的故事，极大地改变了齐白石在北京的生活。8月17日，胡南湖在琉璃厂清秘阁以10元卖白石所画六小屏，并大为称赏，白石「感南湖知画」而作了郑重的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