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一般人来看，能与一位伟大画家有缘，就已经是一种福份了。这三位美丽女性被人们认识与关注，说到底还是由于徐悲鸿。她们，只能在徐悲鸿生命中各占有一段。
2004年冬的一场大雪，给古老的北京带来一片洁白。我如约前往拜访一位著名画家，没想到，香港美术家协会主席文楼也去拜访，我们由此而相识，真是意外的收获。文楼出生于台湾，在台湾读完大学，如今是香港著名雕塑家，他曾协助徐悲鸿纪念馆在香港举办画展。他与徐悲鸿未曾谋面，却与徐悲鸿有着特殊感情。
文楼告诉我：“我第一次到北京来，跟廖静文说，你不认得我，但是我们对徐悲鸿的事业很了解。我在台湾，怎么会跟徐悲鸿有联系。我就说，我是孙多慈的学生。她听起来感觉很惊奇。我上大学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就是孙多慈教的。孙多慈老师是徐悲鸿的学生，那是我们都知道的，她时常给我们讲徐先生的绘画理念，徐先生的基本功训练，很多的方面。这样看起来，徐悲鸿等于是我的师祖了。”
我正愁“踏破铁鞋无觅处呢”，只知道1949年，孙多慈随家人离开大陆到台湾。曾在国立北平艺专出任绘画系主任的黄君璧主持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聘请徐悲鸿的学生当教授，其中也有孙多慈。她去台后的行踪，虽略知一二，但难以窥其全貌。有幸与文楼偶遇，我问他，对孙多慈老师的印象如何。文楼说：“非常地温和，非常地文雅。她对学生很亲切，从来不急不躁。穿一身旗袍，人到中年，还是蛮漂亮的。”
2005年6月的一天傍晚，在赛纳河畔的一栋公寓楼上，我和旅居巴黎的著名画家彭万墀一家人聊天。彭万墀是个热心的人，帮我寻访徐悲鸿和他老师达仰的往事。
我知道他是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毕业的，跟他谈过黄君璧，因为是他很熟悉的系主任。我突然想起，孙多慈也是黄君璧请到台湾师大美术系的教授啊，彭万墀会不会也认识呢？彭万墀一听就笑了：“你算找对人了，岂止是认识！”
我忙问：“她教过您吗？”彭万墀说：“孙多慈先生就是我的任课老师。现在老师上完课就算了，像法国老师都不见得认识学生，但过去中国的老师和学生的关系非常亲密啊，孙先生就是其中的典范，一个好老师啊。”
又是个意外的收获。我高兴地说：“我跟您联系这么长时间了，因为台湾师大美术系的教授很多，没想到您会是孙多慈的学生。”彭万墀宽容地一笑：“你也没问过我啊。孙先生教我的那一年，大概是1962年吧，她刚到美国去。回来之后，到学校来上油画课。她看了我的画觉得很有兴趣，就常常到我的工作室来，我也到她的工作室去。这样，就有一种特别的师生感情，她很关心学生，喜欢勤于画画的学生。”
“那时，我到孙先生的工作室去，看到过徐先生送给她的书，还看到过徐先生给她做出国担保写的证明。传闻徐先生给她的素描打很高的分数，孙先生画得非常好，不是一般的好，的确非常的好啊。也有传闻，孙先生喜欢徐悲鸿先生，徐先生也喜欢孙先生，他们师生之间，很可能有一种机会结为夫妻的。当时我也不敢问孙先生，她是我们的老师啊，而且当时她已经有了自己的家庭了。”
徐悲鸿曾为孙多慈的消沉而焦虑，他并没看错，孙多慈确实是个画才。她痛定思痛，依照徐悲鸿的嘱托，重又拿起了画笔，至死没有放下。台湾女画家中，极少有像孙多慈那样，能画大幅主题油画的，如《天问图》、《春城无处不飞花》、《孔子画像》和《黄兴马上英姿》、《黄兴与夫人徐宗汉》等，被台湾历史博物馆、华冈博物馆和大成馆收藏。她的画浑厚而深沉，专家称她继承了徐悲鸿的衣钵真传。
画家杨先让于上世纪八十年代赴美讲学，当他在海外查阅徐悲鸿资料时，认识了孙多慈在美国的一个侄女，人长得很清秀，真的有照片上孙多慈的样子。“她给我讲了孙多慈的事。孙多慈难道不是悲剧吗？是悲剧啊。她因为乳腺癌，到美国治疗两次，住在吴健雄家。吴健雄是了不起的科学家，和她是南京中央大学的同学，两个杰出女性，什么话不说呀。最多谈的，恐怕就是对徐悲鸿的遗憾了。孙多慈得了癌症，闷闷地死去，大概和她感情没得到圆满很有关系，她老想徐悲鸿啊，老是愧疚啊。”
在廖静文面前，我谨慎小心地提到孙多慈，这个徐悲鸿真心爱过的女人。廖静文却并不回避，她感慨地说：“接触过孙多慈的人，都说她人品好，她一直希望有生之年能和悲鸿再见一次面。人家告诉我，她听说悲鸿死了，关了门哭了三天，后来为她的老师悲鸿戴了三年孝。这是一个悲惨的故事，就是有情人未成眷属。”
孙多慈曾到巴黎高等美术学院作访问学者，在徐悲鸿留学的地方流连忘返。她也曾前往新加坡，受到黄曼士款待，在江夏堂体味徐悲鸿办展义赈的民族情感，了解徐悲鸿接到她的信的真实情境，化解烽火岁月的误解与怨恨。她到美国看望旅居纽约的王少陵，在客厅悬挂的玻璃镜框里，看到徐悲鸿的一幅手迹，怦然心动。
王少陵告之，当年他去北京，返美前去徐悲鸿家告别，正在写字的徐悲鸿，要画幅画送他，但赶飞机来不及了，他就要了这幅墨迹未干的诗，由徐悲鸿题上了字：“急雨狂风势不禁，放舟弃棹迁亭阴。剥莲认识中心苦，独自沉沉味苦心。小诗录以 少陵道兄 悲鸿”孙多慈一字一字读着，心酸难抑，泪水夺眶而出。
孙多慈当然熟悉，这是徐悲鸿赠她的。她曾寄给徐悲鸿一颗红豆和一条绣着“慈悲”两个字的手帕。徐悲鸿即以《红豆》为题赋诗三首，寄还给她。徐悲鸿写给王少陵的是第三首。之前还有两首。其一：灿烂朝霞血染红，关山间隔此心同；千言万语从何说，付与灵犀一点通。其二：耿耿星河月在天，光芒北斗自高悬；几回凝望相思地，风送凄凉到客边。诗句还在，锦书难托，已经是天地相隔，只有无尽的遗恨。
1975年1月，孙多慈病逝于美国，终年63岁。知情者说，孙多慈的深厚修养，无法驱散她刻骨的忧郁，这才是她患癌症的真正原因。
有关他们的分手，又有另一种说法。张道藩的法国妻子苏珊，曾发现张道藩与蒋碧微的隐情，要他断绝关系，被拒绝了。苏珊只得带着女儿远赴澳大利亚，他们没有签字离婚。蒋碧微如此要强，却也委曲求全地过着，从无半句怨言，如同一个真正妻子照顾张道藩。那一年，苏珊突然回到台湾，张道藩提出签字离婚，苏珊却说：“你不爱我，是你的事，我爱你，难道犯法吗？如今我老了，你使我痛苦多年，我也不让你好受，我不会签字离婚的！”
张道藩当时官至台湾“立法院长”，苏珊似乎有了高人指点，跑到蒋介石官邸告状，请他主持公道，不然她就向新闻界尤其是西方记者抖落一切。是要一个美人迟暮的蒋碧微，还是要名誉、地位、前途，张道藩当然拎得清。蒋碧微自尊心受到的损伤可想而知。三十年的烦恼、痛苦夹杂着甜蜜的生活，像是一场春梦乍醒！
蒋碧微从“院长官邸”搬回温州街独居。从那之后，画家王农时常去蒋碧微家拜访，蒋碧微要卖徐悲鸿的画，也托王农找人联系。王农是个京剧票友，而蒋碧微喜欢热闹，有时到剧场去坐坐。王农说：“我每次唱戏都要给蒋碧微送票去，她有的时候来看，有的时候在麻将桌上理都不理我。有一次我唱戏，我在台上，她就在第一排，大声地笑起来，笑的声音响啊，她比我还精彩。我在台湾唱戏，她是我的基本观众。
“她平常画展不大看，因为婚姻的失败，所以对美术比较排斥。我开画展当面送帖，她果然来了，还买了一张画。我跟她很熟，不是徐悲鸿的关系，是她有些事托我办。后来她把她的收藏拿出来展览，有徐悲鸿三十多张画，还有其他的画，是靠徐悲鸿的关系她让人画的，但都不是精品，卖不动。过了两年，她就过世了。”
曾跟随徐悲鸿出国留学的蒋碧微，学过小提琴也学过法语，是否成功不敢说，但与中国传统妇女总把孩子放在首位不同，蒋碧微反其道而行之，对于孩子任其生长，绝不因孩子而放弃个人幸福，颇有西方新潮思想。
然而世事难料，对张道藩爱得死去活来的蒋碧微，并没抓住她最后的幸福。步入晚年的蒋碧微守着空荡荡的屋子，备感孤寂。在台北的蒋碧微，与子女只能在照片上见面了。徐伯阳说：“听说我母亲老想我们，我们的照片放在她的床头柜上。她到台湾跟张道藩生活十年，就分开了。她有18年是一个人过，听说是一个孤孤单单的老太太，只有打麻将消磨时间。她是很坚强的，晚年过的很凄惨。”
1968年6月，张道藩去逝，终年71岁。十年后，1978年12月，蒋碧微也去世，终年79岁。她对徐悲鸿指责甚多，对张道藩却无一微词。
一位著名画家研究蒋碧微得出这样的结论：蒋碧微回忆录合订本，《我与悲鸿》占三分之一，而《我与道藩》占三分之二。前一部纯粹叙事，后一部情深意长。
曾在徐悲鸿家当过保姆的刘同弟说：“徐先生走的时候，我在台湾，听蒋碧微讲的。说句良心话，虽然他们夫妻是离开了，毕竟一日夫妻百日恩嘛。当然她不讲，我看她那个表情，也看得出来，她说徐先生走了，念念不忘的样子。”
刘同弟形容，蒋碧微说徐先生走了，面色凄然。
1994年6月，徐悲鸿画展终于在台湾历史博物馆开幕，徐悲鸿夫人廖静文、徐悲鸿长子徐伯阳、次子徐庆平以及女儿徐芳芳应邀出席，轰动一时，开创台湾历史博物馆参观人数之最，每天上千人之多。从小学生到老年人，普通民众怀着少有的兴趣前来参观。人头攒动，展厅空前热闹。老馆长陈康顺告诉我们：“当时我们虽然估计会有人来看，可是参观徐悲鸿画展的人这么踊跃，出乎他们的预期，真的没想到！”
在徐悲鸿画展上，最受欢迎的人，就是衣着典雅的廖静文，她受到了明星似地追捧。徐悲鸿的传奇故事，人们并不陌生，都想一睹徐悲鸿夫人的风采。连警卫人员都说，展览馆以前还没看到这么拥挤的。廖静文一出现，就被人群紧紧包围了，争相与她合影，照相机闪光灯此起彼落。人们争购徐悲鸿画册，请她签名的队伍排得很长。
在展览日程中，本来有一天是游日月潭。主办者希望，在紧张的开幕式与应酬之余，请廖静文看看台湾风光，也放松放松。廖静文原先也是同意的，台湾来一趟不易，而久闻日月潭的自然之美，置身其间自然是求之不得。但她看到，观众如此热情，临闭馆也不肯离开，就对陈馆长说，日月潭就不去了，我还是守在画展上吧。一连几天，廖静文都在展厅，接受媒体访问，给观众签名留念。直到离开台湾，日月潭都没能去成。送别时，主办方很过意不去，廖静文说，我很满足了，悲鸿的艺术能在台湾这么受欢迎。
当时配合画展赶印的徐悲鸿画册，深褐绒的封面，厚实的纸页，连同精美的印刷，在台湾首次集中了徐悲鸿的生平与代表作。让陈康顺馆长没想到，几千本很快地就卖完了。后来这本徐悲鸿画册一版再版，新任馆长又有再版计划。这是台湾岛内第一个大陆名家的画展。
不知是否天意，孙多慈、蒋碧微、廖静文，这三个不凡女性，都曾在台北街头走过。有先有后，有笑有泪。她们以各自的方式，记下与徐悲鸿的感情联系。无疑，她们选择的方式，都能给我们提供一个认识徐悲鸿的真实角度。
此前，主持徐悲鸿纪念馆的廖静文，已在新加坡、印度和香港地区举办过徐悲鸿画展，而台湾之行，最使廖静文念念不忘。
走过一个世纪的徐悲鸿，似乎仍奔走在海峡两岸之间。他所牵引的一种情怀，一种民族的、文化的、品格的情怀，穿越时光隧道，感动无数人。
廖静文从到北京大学旁听的那一天起，就立志为徐悲鸿立传。一大摞初稿毁于文革^造**派的抄家，此后她又重起炉灶，继续写作，直至写出长篇回忆录《徐悲鸿一生》，1982年发行第一版，首版50万册。如今这部书累计发行80多万册。她试图以自己的角度，解读一位跨越时代的绘画大师，其印数最好地说明了徐悲鸿的知名度。
坦白地说，我在访问这位83岁老人之前，耳根旁也刮过许多的议论。但是，当我一次又一次地和廖静文长谈，陪她到故居去寻找往昔生活的痕迹，逐步地了解她的情感世界，触摸到她的痛苦、哀伤与戒心后，我发现，在那些引起外界非议的种种词藻的背后，她在保护徐悲鸿艺术的大事上，常常有惊人之举。无论是以往中国的政治运动，还是当今的商品经济大潮，她的行动已足够份量，其实远胜于她的语言。
而蒋碧微被人同情，首先在于她的文笔。
也就是说，塑造蒋碧微形象的，是她回忆录的语言。蒋碧微自己，连同1965年起帮她整理文字的章君、杨兆青，两位极棒的台湾主笔，是用一种直接述说，一种与当时我们习惯的“大陆腔”所完全不同的述说，对蒋碧微作了彻底包装，博得四溅泪花，尤其是女性共鸣。虽然按蒋碧微亲人的说法，全是别人代笔的。
蒋碧微聪明之极，生活中她绝对不饶人，有众多知情者为证。但回忆往事，她却是个弱者的角色。对于徐悲鸿与孙多慈，她似乎得理不让人，还有些事出有因。而她指责徐悲鸿与廖静文，就很荒唐了，此前她与张道藩海誓山盟，情书不断，已然失去指责的资格。她拎着徐悲鸿一大袋钱和一百幅画扬长而去，却让你觉得可怜，这叫哀兵必胜。其实，可怜的是善良的徐悲鸿，他一次次被蒋碧微逼至墙角，不曾回手。
但是，事实就是事实。蒋碧微能把手头所有徐悲鸿的信，哪怕一张小纸片，也像保存徐悲鸿画一样保存到晚年，这让人感觉到他们之间的微妙，虽然各奔东西，却是藕断丝连，台湾愿意出她与徐悲鸿的书，其实也是一例。蒋碧微回忆录对徐悲鸿不是一味贬低，尤其是徐悲鸿在欧洲求学的刻苦，以及她很反感徐悲鸿只顾画画的痴迷，还有她与徐悲鸿在生活细节上的分歧与矛盾，毕竟保留了青年徐悲鸿的形象。
当我们考证蒋碧微笔下的徐悲鸿，与廖静文笔下的徐悲鸿，似乎大相径庭。细细一想，她们写的，其实都是真实的徐悲鸿。
蒋碧微说的徐悲鸿，两手空空，一无所有，有的只是吃苦的毅力，忽略身边爱人而疯狂学艺，倔犟，自恋，偏执，这是一个年轻时候的徐悲鸿，一个未被认可的艺术家。而廖静文笔下的徐悲鸿，善解人意，体贴入微，作画已入佳境，又能够珍视天伦之乐。这是一个晚年的徐悲鸿，一个功成名就的绘画大师。
假如蒋碧微遇到的是晚年徐悲鸿，他们婚姻会解体吗？
孙多慈，是与悲鸿生命有关的这三个女人中，唯一没写回忆录的一个。我们看到她画册的自述，知道她的遣词造句真是漂亮。
而她与徐悲鸿相逢，不在徐悲鸿的奋斗之初，也不在徐悲鸿的成功之巅，而恰在徐悲鸿人生的中年，也是徐悲鸿艺术的盛年。了解她，有助于了解徐悲鸿那一段的情感世界。孙多慈无言，不免让我们有些遗憾。
也许她没必要再写什么，因为她的职业离徐悲鸿最近，本身就是一篇绝妙文章。说到底，站在画板前或站在课堂上，都没走出徐悲鸿事业。而她留在博物馆、纪念馆与展览馆的巨幅画作，已把她的人生敲碎了，融入其中。
我只能相信是一种天意。
这三位美丽女性之所以有悲欢与痛苦，因为她们面对着不同时段的徐悲鸿。而徐悲鸿之所以有痛苦与欢乐，因为他面对着不同的女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