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无论是媒体还是读者,对冯骥才的关心已经不仅局限于作品,更多的是他作为文化知识分子,在抢救文化遗产时所做出的努力。奔走于大江南北,上山寻访隐蔽的古村落,下乡寻找失落的民间艺术,冯骥才说,他们正在对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民间文化进行彻底的普查,而这种繁忙的工作状态注定了“散花”是他唯一可能的写作方式。
近况:在书房和画室之间穿梭
记者:我们注意到,这次您的新书《散花》不仅收录了您的文字,还有多幅水墨,这在文学家的作品里是不多见的,为什么会想到出这样一本书呢?
冯骥才:因为我生活的方式,就是写作和画画密不可分。所以这次出《散花》的时候,我也希望读者不仅看到我的文字,也看到我的画。因为画是我艺术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的文字和画是分不开的。我的生活有的时候是用文字来表述,有的时候就要用色彩和笔画来表述。如果仅有文字,没有画作,呈现出来的思想和感情是不完整的,有缺憾的。
记者:您现在的身份很多,手头的工作千头万绪。您是如何安排日常生活的?每天能有多少时间写作和绘画呢?
冯骥才:我现在不去考察的时候,每天上午三个多小时思考问题,看书,或者写作。下午我去学院里,把要做的事情列一个时间表,让我的工作室严格按照这个时间表进行。晚上回来以后,我倒头就睡,睡上一个小时之后,有时候看点电视新闻,然后就到我的空间里去。我的空间就是我的画室和书房,我会看感觉,看今天的感觉适合画画还是写作。无论画到多晚,我都会把墨汁洗掉,换上干净的水,在画案上把纸铺开。这样,我下次一进去,看到纸就会有感觉。有时候,我从外面进到画室,看到纸的表面好像布满了“神经”,一碰它便会有画画的冲动。我的书房里也摆了很多笔和稿纸,这样我有什么想法,就可以立刻写下来。我画画和写作也是交替的,在画水墨画、等墨干透的这段时间,我就会去书房,继续完成那些没写完的文章。写累了,我就回画室去,继续画画。我把这个称作是“甜蜜的往返”。
记者:可以看得出,您是将写作和画画都看作是记录情感和思想的一种方式。最近几年,您的创作算不上“高产”,是不是因为这种记录方式“变慢”了?
冯骥才:我写作不是非常功利的,我修改稿子的时间非常长,甚至超过写的时间。海明威说过一句话,我觉得说得非常好。他说,写作的时候就一只脚站着写,修改的时候就躺着修改。写作的时候要尽快地把你心里的感受和激情抛在纸上,修改的时候,就要讲究语言的简洁性,修辞的美,这些都是要在修改里面实现的。契柯夫讲过一句话,文章是改出来的。所以我改的遍数很多,一篇文章起码都要改上六七遍。即使一篇很小的文章,即使写的时候非常顺利,我都会改上好几遍。每一次修改的过程都是一次深入,有时候一旦加上一个修辞,一个定语,境界马上就不一样;加上一个细节,文章立刻丰满立体起来。如果没有修改的过程,文章就会比较平面。修改的过程还是一个发现的过程,有可能发现新的灵感。
文学:效仿泰戈尔“灵性写作”
记者:您在很多场合谈到过文学的“受众在变化”的概念,作为作家,应该如何面对这种变化?
冯骥才:人们在不同的时代里,生活的方式和观念都发生了变化,对文学的需求和审美也发生了变化。最近让我感触很深的是,我写了一篇文章叫《爱犬的天堂》,写巴黎塞纳河边有一个猫狗的公墓,当时我去旅游,有很多感人的细节,我把它们写成了散文。这篇文章引来了大量的读者,这些读者都是宠物的爱好者。我写很多人的文章,没有那么多读者回应,写了一篇动物的文章,反而引起如此强烈的影响,我就发现,这个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很多的变化,这就是例子之一。
我认为,作家还是应该按照自己的“本心”来写东西。像我在“伤痕文学”的时候写了很多有关人性的东西,在《爱犬的天堂》里其实本质上还是表现人与狗关系中的人性成分。生活在变,写作的内容和题材不可避免地也要变,但有些东西是作家必须要坚持不变的,那就是“为什么写作”,这是一个原则性问题。作家有责任把自己对于社会的认识、对于身份的理解、把感动的东西告诉别人,这是我写作的原则。我认为,作家必须要站在弱势的立场上,所以我从来不写英雄。在写《一百个人的十年》时,我不写达官贵人,因为即使他们在文革中受了苦难,也自会有人给他们树碑立传。在我看来,只有那些默默无闻、乏人关注的小老百姓的生活,才是生活的本色。
记者:近些年,您更多的是以文化知识分子而非作家的身份见诸报端。这种身份的变化对您的文学创作是否也有影响和改变?
冯骥才:这些年我做遗产保护的工作比较多,所以写的大部分是文化批评,发表在报纸上。我们的文化遗产保护处于一个相对弱势的地位,我觉得需要张扬我们的声音和观点。文化批评的集子我近些年写了很多,比如说《紧急呼救———民间文化拨打120》、《手下留情》、《灵魂不能下跪》、《思想者独行》。我在《收获》开了一个专栏叫“田野手记”,现在已经第五篇了,主要是写我在天南地北进行民间考察的时候的一些感受。不光是散文,还有一些文化批评,甚至是关于文化学的理论文章,也放进去了。相对的,像《散花》这种个人化的、情感化的“心灵写作”偶尔才会有。
记者:为什么“心灵写作”只能偶尔为之?
冯骥才:因为“心灵写作”需要一个相对比较松弛的心境,现在工作太多太杂,很难有这样的心境。如果有突然的灵感,我会写一篇散文,但是都不长,《散花》里的文章都没有超过三千字的,大多都是一两千字。这些是我心灵生活、情感生活的记录,但是不多,因此两三年才出一本将近30万字的书。
另外,我还有一些特别短的句子。像纪伯伦写《先知》,泰戈尔写《飞鸟集》,他们都用一些特别短的句子来写,我觉得挺好,所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也用这样的方式把生活中一些有意思的感受写下来。比如说我写过这样一个句子“春天最先是闻到的”。那时,我突然有这样一个感受,春天最先不是看到的,而是一种闻到的气息。我的床头、书桌还有很多地方都放着一个小本子,有好的句子时就随手把它们记下来。这些句子是一瞬而至的灵感,有些时候接个电话就错过了,再也捕捉不到了。这些句子,我隔一段时间就会把它们整理出来,放在新浪的博客上,至今已经有600多段了。我把这些短句起了个名字叫“灵性”。其中一些已经整理出来交给三联书店了,马上要出一本散文诗风格的书。
记者:您在很多场合谈到过文学的“受众在变化”的概念,作为作家,应该如何面对这种变化?
冯骥才:人们在不同的时代里,生活的方式和观念都发生了变化,对文学的需求和审美也发生了变化。最近让我感触很深的是,我写了一篇文章叫《爱犬的天堂》,写巴黎塞纳河边有一个猫狗的公墓,当时我去旅游,有很多感人的细节,我把它们写成了散文。这篇文章引来了大量的读者,这些读者都是宠物的爱好者。我写很多人的文章,没有那么多读者回应,写了一篇动物的文章,反而引起如此强烈的影响,我就发现,这个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很多的变化,这就是例子之一。
我认为,作家还是应该按照自己的“本心”来写东西。像我在“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