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学之兴，乘帖学之坏，亦因金石之大盛也。乾、嘉之后，小学最盛，谈者莫不藉金石以为考经证史之资。专门搜辑著述之人既多，出土之碑亦盛，于是山岩、屋壁、荒野、穷郊，或拾从耕父之锄，或搜自官厨之石，洗濯而发其光彩，摹榻以广其流传。若平津孙氏、侯官林氏、偃师武氏、青浦王氏，皆辑成巨帙，遍布海内。其余为《金石存》、《金石契》、《金石图》、《金石志》、《金石索》、《金石聚》、《金石续编》、《金石补编》等书，殆难悉数。故今南北诸碑，多嘉、道以后新出土者。即吾今所见碑，亦多《金石萃编》所未见者。出土之日多可证矣。出碑既多，考证亦盛，于是碑学蔚为大国，适乘帖微，入缵大统，亦其宜也。

    【译文】阮元本也是尚帖学的，但他的《南北书派论》一文，却深通于这件事。他已看到了帖学的严重衰败，应当向碑学去取法，认识到了南北朝碑刻值得重视。这多半是因为博学多识的人，能够审度时代的趋势、好尚，区辨出事物的轻与重的缘故。遗憾的是他看到的碑刻还不多，还未能予以发挥，这就好像原始的土鼓土槌和发展出华丽大车来的原始小车，仅仅能算做伐木开道的前驱者罢了。

    碑学的兴盛，一是赶上了帖学的衰微，二是因金石之学大盛的缘故。乾隆、嘉庆朝以后，“小学”特别的兴盛，研究经史的人没有不借用金石来作为考证材料的。专门搜集和著述的人既然多起来，出土的碑刻也自然多起来。于是乎搜罗金石的人遍布于山岩、屋壁、荒野、穷郊，有的得自于农夫的锄下，有的得自于官衙的厨内，然后洗涤去污垢，使之焕发了本来的光彩，再摹拓出拓本来，以扩大它们的传播。像平津的孙星衍、侯官的林侗、偃师的武亿、青浦的王昶都编辑出了大型的金石书籍，遍布于海内。其它还有《金石存》、《金石契》、《金石图》、《金石志》、《金石索》、《金石聚》、《金石续编》、《金石补编》等一类工具书，难以一一列举了。所以现在南北朝的碑刻，往往都是嘉庆、道光朝以后才出土的。就是我现在所能看到的碑刻，也大多数是《金石萃编》所没有载录的，出土的碑刻一天多于一天，可以证实这个问题。出土的碑刻既然这么多，考证工作也就自然兴盛起来，就这样碑学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学派。刚好这时又赶上帖学的衰微，碑学进而登上艺术的主流宝座，也便是理所当然的了。

    【解读】除了《南北书派论》外，阮元尚有《北碑南帖论》，均为倡导碑学的重要著述。在《南北书派论》中，阮氏探本溯源，于书法的源流述之较详。其将晋、宋、齐、梁、陈各朝书法归为南派；而将赵、燕、魏、齐、周、隋各朝书法归为北派。以为“书法迁变，流派混淆，非溯其源，曷返于古？”而在《北碑南帖论》中，阮氏更进而指出：“短笺长卷，意态挥洒，则帖擅其长；界格方严，法书深刻，则碑据其胜。”阮氏在其文中于书法流派所作的分划，虽多有不确，但其理论的提出却为晚清的尊碑起到了前驱的作用。

    阮元是清代可称道的书法家，康有为在文中，把阮元的书法风尚归为帖派，实非确论。细察阮氏书法的胎息脉流，帖学之外，实于碑学也求之甚深，其间又尤以《石门铭》、《乙瑛碑》、《天发神谶碑》研习最勤。

    清代雍正、乾隆朝文字狱的残酷，使文人们心无所从，情无所托，只得把精力引向穷乡僻壤，对残石断碣表现出空前的热情，作为避祸全身之策，此可视为清代金石学繁荣的直接原因。金石学、文字学的繁荣，助长了碑学的兴盛，故此又可视为碑学兴盛的间接原因。